《柳燕圖》背后的故事

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在明媚的春光中，它們穿梭飛舞于林木花草中，宣告著春天的信息，并且承載和傳遞著人們的種種情感。揚州市博物館珍藏有一幅朱本所繪的《柳燕圖》，畫面上描繪出五只凌空飛舞的燕子，對于背景植物，還頗有爭議，有人說是柳枝，有人說是翠竹。但不管是柳是竹，朱本確能準確地勾畫出枝條的剛健和柔韌，寥寥數(shù)筆的葉片，盎然的早春氣息已撲面而來。特別是五只燕子，神態(tài)各異，可以看出作者用筆清新秀逸，以簡潔的筆墨營造出歡快而恬靜的意境，勾勒出一幅燕剪春風鳴晴空的景致。在畫面的右上部，有“擬王忘庵筆法，溉夫朱本畫”的款識，并鈐有“溉夫”朱文印。

朱本(1761年-1819年)，字素人，號溉夫，自署竹西，江蘇揚州人。關(guān)于他的生平，載于《清畫家詩史》《畊硯田齋筆記》《墨林今話》《揚州畫舫錄》等，其書學趙孟頫，且頗得其神似。

朱本所題款識中“王忘庵”即王武，王武（1632年－1690年），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字勤中，晚號忘庵，又號雪顛道人。明代畫家王鏊六世孫，清初院畫的名家，精鑒賞，富收藏，擅畫花鳥，風格工整秀麗，被王時敏贊為：“近代寫生家多畫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p>

關(guān)于這幅畫還有一段故事，而且這個故事還涉及到蘭州，故今不揣淺漏，撰寫出來，以饗讀者。

在這幅畫的下部，題有一段長跋：“朱溉夫此畫在抗日戰(zhàn)爭期中，曾遇過三次危險。一九三七年冬南京淪陷，武漢居民紛紛移徙，不知何人將此畫搓作一團，拋棄街道上廢紙堆中，幸被賣畫人拾得，轉(zhuǎn)售與我。愛其生動活潑，即付武昌師竹友梅館裝裱起來，帶在身邊。一九三八年移住湘西芷江，宿舍被炸，此畫獨完好如初。一九四一年移居蘭州，此畫藏在防空洞內(nèi)，衣箱被竊，此畫獨存。其時大千在蘭為我題跋，始知溉夫為揚州畫家，茲為珍重保存起見，特將此畫獻給揚州古物保管機關(guān)，使此畫重返故里，亦韻事也。

一九六二年高一涵志于南京寓所，時年七十八歲?！?/p>

從這段題跋中可知，這幅畫在抗戰(zhàn)時期，于武漢被人揉搓成紙團后而遺棄。后被有心人撿得，高一涵先生出資購得，并重新裝裱，視若珍寶，攜于身邊。解放后，高一涵先生將該畫捐獻于作者朱本故里的揚州市博物館。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原名永浩，別名涵廬、夢弼，筆名一涵，安徽六安人，能詩善文，曾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法，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之一，曾經(jīng)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中，高一涵積極投身到這一新文化運動當中，他曾手持彩旗，參加游行，高呼口號，撰寫文章，舉辦演講，并參與營救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成為這場運動的推動者和領(lǐng)導者之一。1926年以后，高一涵曾任武昌中山大學教授，1931年至1949年，高一涵先后任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委員、兩湖監(jiān)察使、甘寧青監(jiān)察使、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后，歷任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南京市監(jiān)察委員、江蘇省司法廳廳長、江蘇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1950年高一涵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江蘇省副主任、民盟中央委員、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職。

1940年8月7日，高一涵被任命為監(jiān)察院甘寧青區(qū)監(jiān)察使來到蘭州。由此在西北工作生活了六年七個月，在此期間，正值抗戰(zhàn)時期。因為蘭州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置金城郡，故高一涵先生在這里創(chuàng)作了抗戰(zhàn)史詩《金城集》，熱情謳歌了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痛斥了日寇的殘暴和滔天罪行。在《金城集》中，他還記述了1941年秋陪同于右任先生前往敦煌莫高窟參觀視察，當時正逢國畫大師張大千在那里臨摹壁畫，由此高、張二人結(jié)下了很深的友誼。

就是在敦煌莫高窟，于右任、高一涵和張大千諸人在窟前崖壁下度過了當年的中秋節(jié)，他們吃著月餅，品茗望月。高一涵還寫下了《敦煌石室歌》，后來他又將這首《敦煌石室歌》題于著名國畫家、清代進士范振緒創(chuàng)作、張大千題寫長卷名的《莫高窟訪古圖》上。

后來學者水梓先生還為此賦詩一首：

五百窟中萬象羅，騷人墨客吟詠多；

于髯詩書大千筆，愛讀涵廬七古歌。

其中涵廬即是指高一涵，詩中將于右任的書法、張大千的繪畫和高一涵的詩歌并稱“三絕”。此外，從高一涵在《柳燕圖》上的題跋也可以看到他抗戰(zhàn)時期所走過的足跡：武漢－芷江－蘭州－南京－揚州，數(shù)十年間，高一涵先生與此畫形影相隨。

特別是在蘭州時，這幅《柳燕圖》還經(jīng)歷了一次有驚無險的劫難?？箲?zhàn)時期，日寇出動多架次飛機對蘭州進行狂轟濫炸。當時蘭州陷入一片火海，鄧寶山珊將軍的夫人崔錦琴及3個子女共4人即在1941年的一次空襲中遇難。高一涵先生攜此畫及衣箱躲進了防空洞內(nèi)，可是不幸衣箱被竊，《柳燕圖》卻留了下來。這也說明這個竊賊沒有多少文化，并不“識貨”，正如后來人們所說的“ 賊沒文化損失巨大”。

到了1943年，張大千一行結(jié)束了在敦煌壁畫的臨摹東返，到達蘭州時，據(jù)隨父西行敦煌的張大千之子張心智在《張大千敦煌行》中寫道：“在蘭州期間，我們分別住宿在高一涵和魯大昌兩位先生家里?！?/p>

也許正是在高一涵位于今蘭州曹家廳附近的府宅中，高將視若珍寶的《柳燕圖》示于大千先生。大千先生觀后，在裱邊上寫下了長跋：“揚州諸老李復(fù)堂、李晴江輩好為野戰(zhàn)，流為狂怪。迨新羅山人來寓是邦，始變風氣，師法元明，號為雅馴。李梅生、陳若木為其嫡派，朱溉夫又師梅生者，于流麗中含質(zhì)樸已開。任伯年、朱夢廬一派亦近百年畫史中矯矯也?！甭淇顬椋骸肮镂粗仃柡筮m一涵先生齋中展觀漫題大千弟張爰?！?/p>

張大千知識淵博，從他在裱邊的題跋上可知，朱本祖籍為揚州，故在21年后，已是78歲的高一涵又將此畫捐給了朱本的故里揚州文物保護機關(guān)。

如今，這幅珍藏在揚州市博物館中的《柳燕圖》，在向人們默默展示著傳統(tǒng)繪畫的藝術(shù)之美的同時，它更向人們講述了一段高、張二人之間的情誼，以及抗戰(zhàn)期間全民奮起抗擊外侮的一段歷史。

□高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