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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奎:風雨過草原,佇馬望長安——卾爾多斯盆地上的人文底色

2023-05-26 09:18:26 智能朗讀:


高原和盆地的區(qū)別,不純粹在于海拔,應該還有周邊環(huán)境的原因。比如,柴達木盆地,作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2600到3000米,但它與周圍的環(huán)境相比,實實在在是盆地。我們今天要說到的鄂爾多斯,其情形和柴達木盆地差不多。卾爾多斯高原,作為蒙古高原的一部分,最讓人關注的特點,在于它自身即是高原又是周圍高鄰簇擁之下的盆地。站在鄂爾多斯高原抑或盆地的中心地帶四面遙望,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地名就會紛來沓至。往北看,越過黃河、陰山,就是它的母系高原蒙古高原;往東看,隔著紅柳河抑或無定河,山西、陜北高原與它毗鄰而立;往南看,隴東高原與之相鄰;往西看,隔著毛烏素沙漠,一馬平川的寧夏平原和高大的賀蘭山與之遙望相映成輝,由此,也將卾爾多斯盆地稱作陜甘寧盆地。因為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自然也為在其上生活的人們提供了多樣性選擇的生活空間,由此也形成了獨特的人文環(huán)境,使得這里成為了歷史上多民族交往頻繁的熱門打卡地。也因此,自有文獻記載以來,這里就是草原民族和農耕民族苦心孤意經營的地方,也是為數不多的出現在文獻記載里從遠古以來就不斷上演歷史活劇的地方。

研究表明,這里最早有記載的主人是河套人。河套人的文化,一般被定義為狩獵文化。而繼河套人之后,有記載的這片土地的主人應該是和西周發(fā)生碰撞的鬼方或者獫狁,而這個多少帶有些蔑視的稱謂,事實上是告訴我們,他們是周人眼里的馳騁在草原上的蠻族人。隨著周人對鬼方或獫狁討伐力度的加大,他們最終退出這片區(qū)域而遠遁,而與周朝關系較好的義渠戎和它的同伴們逐漸強大成了這里重要的主人。從西周末年到戰(zhàn)國時期,義渠戎以及它的北邊的近鄰林胡、樓煩等在這里頑強地生活了幾百年。而其中強大時的義渠戎國的國界,西至西海固草原,東達橋山(今子午嶺),北控河套,南到涇水,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

而第一個有記載以來有計劃地踏上這片土地的農耕族的代表者,應該是春秋時期的晉國人,即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人的先人。據《史記. 魏世家》記載,晉悼公時魏絳主政,而這個魏絳,就是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三家分晉時的魏斯的先祖。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親附”。簡單的幾個字,信息量巨大。悼公的和戎翟,實際上就是讓其周邊的民族關系和順,也就是讓那些有著桀驁不羈個性的在晉國西北方游蕩的游牧民族安靜下來,這顯然是個不輕松的差事,是對魏絳能力的檢驗。魏絳在此事上表現出來了不凡的才華,不負君望,使“戎、翟親附”。對晉國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這當然先是說明魏絳的行政能力出類拔萃,更重要的是表明悼公用人得當,能讓戎、翟親附,這意味著晉國西北部邊境的安寧,晉國的西北部邊境平安無事了。這也意味著,從魏絳和戎、翟開始,晉國人的腳步開始邁進了卾爾多斯盆地,也開啟了魏氏家族由大夫向諸侯邁進的步伐。

得和戎、翟之利的魏國人,國力迅速提升。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吳起伐秦,一舉攻下秦國洛水以東五座城池,在那里建立了西河郡,并在西河西界筑長城以界秦,史稱右長城。魏武侯執(zhí)政時,魏發(fā)兵5萬,把秦國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驚走了在上郡一帶逗留的義渠戎,魏隨即占據了上郡地,并越過橋山(今子午嶺),在上郡西界修筑長城以界戎,史稱左長城。我們看戰(zhàn)國時期的地圖,魏國的疆域,大致是在山西、河南與鄂爾多斯盆地相鄰的區(qū)域,而其中,上郡已經是在鄂爾多斯盆地的范圍之內了。這表明,從魏絳和戎、翟開始,經過多年的經營,至少在戰(zhàn)國初期,晉國的繼承者之一,魏國人的腳步已經踏踏實實的踏上了鄂爾多斯盆地,這也意味著,晉人的文化也開始慢慢影響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的生活。

第二個有計劃有規(guī)模地進入這片土地的,應該是經過商鞅變法之后耕戰(zhàn)并舉、國力日益強盛的秦國,是它取代魏國成了這片土地上的主人?!妒酚? 秦本紀》記載,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秦魏交戰(zhàn),秦人“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1年),“魏納河西地”;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9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這也就是說,這次的秦、魏交戰(zhàn)的結果,魏人不僅把先前奪取秦人五城設立的西河郡盡數奉還之外,還把自己原有的河西之地及上郡都盡數割給了秦人。而割讓給秦人的這個上郡,也就是我們前文提及的戎、翟故地鄂爾多斯盆地的一部分,上郡易主,意味著悼公時魏絳和戎翟的成果盡失。

得到了魏國割讓的河西地及上郡的秦國,自然是歡喜無限,但秦人在喜悅的同時也給自己惹上了麻煩,這就是它不得不正面應對西周以來就生活在這里的草原強人義渠戎。史記記載,秦人自秦穆公起,就與戎人和、戰(zhàn)不停,摩擦不斷,其間的時間經歷近350年,雖說秦人在穆公時期有過霸西戎、拓地千里的輝煌,但這并不是和戎人纏斗的終結,也僅只是雙方纏斗過程中的階段性成果,其后的日子里,雙方你來我往,實際上各有勝負,難分伯仲,直到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時宣太后誘殺義渠戎王后才徹底解決了這個大麻煩。

取代魏國、義渠國而擁有了這片土地的秦國人,自然得到了這片土地上固有的自然秉賦的滋養(yǎng),比如遼闊的鄂爾多斯草原為秦人牧馬提供了廣闊的草場和善于作戰(zhàn)的人口,而馬,無疑是冷兵器時代的重裝備,而驍勇善戰(zhàn)的人口,自然是優(yōu)質兵源的寶庫。有了充足的戰(zhàn)馬,善于作戰(zhàn)的士兵,秦人的戰(zhàn)力自然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因此,得到了鄂爾多鄂盆地之后,史書記載,秦人益強而魏則益弱,故而秦國也在商鞅變法之后的強大的基礎上國力再次得以迅速提升,也有了在其后進一步削弱韓、趙、魏的前沿基地,使秦國在七國之中的強國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史書記載,公元前306年,也就是秦昭襄王滅義渠戎國的時候,趙武靈王憑借著推行胡服騎射的改革后迅速提升的國力,滅掉了曾嚴重威脅趙國的盤據在鄂爾多斯盆地東北部的林胡、樓煩等游牧民族,設立了云中和九原兩個郡。但好景不長,其后,在秦趙相爭中,上述兩郡,盡歸秦人所有。也就是說,到戰(zhàn)國后期,鄂爾多斯盆地及其以南的地區(qū),實際上已經成了秦人的屬地。

而秦人對鄂爾多斯盆地的大規(guī)模的開發(fā)性的經營,則是秦統(tǒng)一六國之后的事情。秦始皇吞并六國,一統(tǒng)天下后,命大將蒙恬修筑了一條重要的軍事通道——秦直道。作為與秦長城齊名的國家工程,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陽周邊的軍事要地云陽(今陜西淳化縣),北至漢匈交戰(zhàn)頻繁的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市),長達1800里,穿過陜北與隴東之間,一直延伸到當時匈奴人的居住區(qū)——鄂爾多斯高原。自從這條道路修成后,大秦的虎狼之師三日便可馳抵陰山腳下。史書記載,“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于是渡河,據陰山,逶蛇而北。暴師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文中所說的河南地,應該就是指陰山以南包括黃河南北的整個鄂爾多斯盆地,而當時蒙恬的大本營設在上郡,而我們知道,當時的上郡的實際范圍實際上也就是鄂爾多斯盆地的組成部分。這標志著秦人與當時崛起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的對峙中取得了戰(zhàn)略優(yōu)勢,強大的威懾力,使得匈奴人在其后的十余年里不敢南下牧馬。由此拉開了中原統(tǒng)一王朝經營卾爾多斯盆地的大幕,這也意味著秦人的典章制度,秦人的文化,切切實實地覆蓋到了這片土地上。

秦末天下大亂,鄂爾多斯盆地及周邊為崛起的匈奴人滲透,由此變成了匈奴人其后與漢王朝演繹相互爭強的大舞臺。

先是匈奴人憑借秦末天下大亂無暇北顧的天賜良機,東進西拓,西至西域東達遼東,成了匈奴人的牧馬地,而向南,則開始在原秦人置縣設郡的鄂爾多斯盆地里外縱馬馳騁,如入無人之境,對新生的漢朝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這個情況,被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活靈活現的記錄在了他寫的《史記》當中的《匈奴列傳》里:

漢初,當時漢朝剛剛平定中原,調韓王信到代郡,在馬邑創(chuàng)建都城。匈奴大舉圍攻馬邑,韓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到了韓王信,順勢帶兵向南越過句注山,攻打太原,來到晉陽城下。高帝親自帶兵前去討伐匈奴。正趕上冬季天氣十分寒冷,天降大雪,凍掉手指的士兵多達十分之二三,于是冒頓佯裝戰(zhàn)敗逃跑,引誘漢朝的軍隊。漢軍追擊冒頓,冒頓就把他的精銳部隊隱藏起來,只顯示他的老弱殘兵,于是漢軍全員出動,大多數是步兵,總計三十二萬人,向北追擊。高帝率先趕到平城,步兵還沒有完全抵達,冒頓派出四十萬名精銳騎兵把高帝包圍在白登山,七天時間里,漢軍內外得不到救援和糧餉。匈奴的騎兵部隊,西方全是白馬,東方全是青馬,北方全是黑馬,南方全是紅馬。高帝于是派使者暗中送豐厚的禮物給匈奴閼氏,閼氏于是對冒頓說:“兩個君主不應該相互圍困?,F在即使得到漢朝的土地,而單于最終也不能居住在那里。況且漢王也有神靈保佑,單于考慮一下這件事?!泵邦D和韓王信的部將王黃、趙利約定出兵時間,然而王黃、趙利的軍隊沒有按時趕來,懷疑他們和漢朝有陰謀,也就采納了閼氏的建議,于是解除了包圍圈的一角。這時高帝命令士兵都拉滿弓將箭頭對外,從打開的一角直沖出去,終于和大軍會合了,同時冒頓也帶兵撤退了。漢朝也領兵回來,派劉敬去締結和親的盟約。

這是我們知道的漢與匈奴第一次交手的情況,雙方大戰(zhàn)的地方平城一帶,就是現在的大同一帶??次覀儸F在的地圖我們知道,這一帶是與鄂爾多斯盆地及山西黃土高原的交匯地帶。也就是說,雙方交戰(zhàn)的地點實際是在鄂爾多斯盆地的周邊地區(qū),而漢軍的出發(fā)地顯然是由關中通過秦直道快速到達這里的。這場戰(zhàn)役的結果是漢軍大敗,不得已,與之結和親盟約。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和匈奴和親起,是匈奴人在當時的漢匈對峙中優(yōu)勢明顯、實力強盛的黃金時期,這段匈奴人姿意縱橫,漢朝人委屈求全的故事,也被史家一一記載在史籍當中:

高祖逝世后,孝惠帝、呂太后執(zhí)政時期,漢朝局勢剛剛穩(wěn)定,因此匈奴得以驕橫。冒頓竟然寫信給高后,言辭狂妄。高后想要攻打匈奴,眾將領說:“憑高帝的賢能勇武,尚且被圍困在平城?!庇谑歉吆蠓艞夁@個想法,重新與匈奴和親。

到孝文帝即位時,重新實行和親政策。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占據了河套以南地區(qū),侵擾劫掠上郡邊塞小城的蠻夷,殺害掠奪人民。于是孝文帝下詔命令丞相灌嬰派戰(zhàn)車和騎兵八萬五千,前往高奴縣,攻打右賢王。右賢王逃出邊塞。文帝親自來到太原。當時濟北王起兵反叛,文帝回到朝中,撤回了丞相帶領去進攻胡人的軍隊。

孝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漢朝送信給匈奴說:“皇帝恭敬地問候匈奴大單于身體健康。您派郎中系雩淺送給我的信中說:‘右賢王沒有請示單于,聽信后義盧侯難氏等人的計策,斷絕了雙方君主的盟約,離間兄弟的感情,漢朝因為這個緣故不愿意和解,鄰國也不歸附我們了?,F在因為那些小官吏破壞盟約,所以懲罰右賢王,派他向西攻打月氏,全部平定了那里。希望停止戰(zhàn)爭休整士兵和喂養(yǎng)馬匹,消除以前的不快,恢復過去的盟約,來安定邊疆的民心,使年輕人得以茁壯成長,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世代和平安樂?!沂仲澷p,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看法。漢朝與匈奴結為兄弟之國,所以送給單于非常豐厚的禮物。違背盟約、離間兄弟感情的人,通常是匈奴一方。然而右賢王的事情此前已經赦免了,單于不要過于責備他。單于的做法如果與信中的意思相符,就明確地告知眾臣,讓他們不要違背盟約,要有信用,我們也會恭敬地依照單于信中的意思來辦。使者說單于親自領兵征伐別國有功勞,卻深為戰(zhàn)爭所苦惱?,F在有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件,頭飾比余一件,黃金裝飾的衣帶一條,黃金帶鉤一件,繡綢十匹,錦緞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派名叫意的中大夫、名叫肩的謁者令去送給單于?!?/p>

單于已經訂立盟約與漢朝和親,于是孝文帝就下詔命令御史說:“匈奴大單于送信給我,說和親的事情已經定了,流亡之人不足以成為劫掠人口和擴大土地的借口,匈奴不進犯關塞以內,漢朝也不出擊關塞以外,違犯這一盟約的人處以死刑,可以長期維持友好關系,以后就不會再有悔恨了,雙方都有便利。我已經答應他了。向天下發(fā)布公告,使人們都能明確地知道此事?!?/p>

孝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單于死了,他的兒子軍臣即位。軍臣單于即位之后,孝文皇帝再次與匈奴和親。

此后又過了一年多,孝文帝去世,孝景帝即位,然而趙王劉遂竟然暗中派人聯絡匈奴。吳、楚等國反叛,匈奴想和趙國一起謀劃進犯邊界。漢朝軍隊圍攻并攻破了趙國,匈奴也放棄入侵。從此以后,孝景帝再次與匈奴和親,開通邊關交易場所,送給匈奴禮物,送公主給單于做閼氏,就像以前盟約的那樣。到孝景帝去世為止,匈奴不時對邊境有小規(guī)模的騷擾,但是沒有大舉進犯。

當今皇帝(漢武帝)即位,明確了和親的相關約定,優(yōu)待匈奴,開通邊關貿易,送給他們大量財物。匈奴從單于以下都與漢朝親善,邊境民眾往來于長城腳下。

上述的文字告訴我們,從高祖劉邦到武帝劉徹初年,漢、匈在鄂爾多斯盆地北部的爭斗,在和親的表相下一直在進行著,雙方的摩擦,只是在雙方的主政者的相互注視下處在可控的范圍內而已。但其間匈奴人的咄咄逼人和漢人的不得已的委屈求全也清楚的流露在字里行間。直到武帝元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血氣方剛的劉徹,決定開始改變這不平等的現狀。史書記載: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春,下詔問公卿說: “朕曾裝飾美女以配匈奴單于,金幣文繡賞賜甚厚,而單于承詔之后表現傲慢,侵掠不已。邊境被害,朕深感不安。今想發(fā)兵攻討,眾卿以為如何 ? ” 大行王恢建議應該出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wèi)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仆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想引誘單于進塞, 出其不意地發(fā)起攻擊。單于入塞后,發(fā)覺有異立即退出。六月,收兵。將軍王恢犯了 “首謀不進” 之罪,下獄而死。(《史記. 武帝本紀》)

這條資料告訴我們,自漢高祖平城被圍以來的幾十年間,這是漢朝再次與匈奴動武的第一次,也由此拉開了漢匈之間近二十年的大規(guī)模沖突。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侵入上谷掠殺吏民,派車騎將軍衛(wèi)青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兵出代,輕騎將軍公孫賀出云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衛(wèi)青至龍城,斬獲敵首七百級。公孫敖與李廣因指揮失誤受挫而回。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入上谷、 漁陽, 殺掠吏民千余人。朝廷派將軍衛(wèi)青、 李息兵出云中,到高闕,接著兵到符離,斬獲敵首數千級,收復河南地,設置朔方、 五原郡。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夏,匈奴入代、 定襄、 上郡,殺掠數千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發(fā)生大旱災。大將軍衛(wèi)青率領六名將軍及士兵十余萬人在朔方、高闕出塞,斬獲匈奴首級一萬五千余。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二月,大將軍衛(wèi)青率領六名將軍及士兵十余萬騎出定襄, 斬敵首三千余級?;貛?,兵馬在定襄、 云中、 雁門等地休整。赦天下。

(公元前123年)夏六月, 衛(wèi)青再次率六名將軍及士兵到達匈奴南界沙漠,大獲全勝。前將軍趙信軍敗, 降匈奴。右將軍蘇建部隊潰散,只身逃回,贖罪為平民。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將軍霍去病、 公孫敖出北地二千余里,兵過居延,斬敵首三萬余級。匈奴入雁門,殺掠數百人。遣衛(wèi)尉張騫、 郎中令李廣都領兵出右北平。李廣殺匈奴三千余人,而自己的軍隊四千人都潰亡, 只身逃回,與公孫敖、 張騫都不是按期到達,當斬,贖罪為平民。江都王劉建有罪, 自殺。膠東王劉寄去世。

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率其眾四萬余人來降, 設五屬國以進行安置。以其地為武威、 酒泉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夏,大將軍衛(wèi)青率領四將軍兵出定襄,將軍霍去病出代,各領五萬騎兵。步兵隨騎兵之后數十萬人。衛(wèi)青到漠北圍困單于王, 斬首一萬九千級。到闐顏山回師?;羧ゲ∨c匈奴左賢王戰(zhàn),斬敵首七萬余級。在狼居胥山刻石紀功而回。兩軍戰(zhàn)死者數萬人。前將軍李廣、 后將軍食其都未能按期到達陣地,李廣自殺,食其贖回死罪。

這是史書記載的從漢武帝公元前132年開始對匈奴用兵到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21年間的多次大規(guī)模出擊匈奴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漢朝多次用兵的地點,資料中涉及到的幾個地名 :高闕,塞名,在今內蒙古杭錦后旗北;河南地,河套以南地區(qū),在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朔方,郡名,治朔方(在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南);五原,郡名,治九原(在今內蒙古達拉特旗西北);定襄,郡名,治成樂(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由此我們知道,漢朝武帝年間漢匈之間的攻防之戰(zhàn),多的時候,都發(fā)生在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而漢朝軍隊出擊匈奴的出發(fā)地,則無一例外地選擇了鄂爾多斯盆地作為出擊地的優(yōu)選。

在這里,另一個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漢匈雙方攻防的地點和方向。由上述資料看,匈奴人攻擊方向和地點的選擇,相對靈活,而漢軍集結、出擊的方向,尤其是集結地,大多數時候都選擇了定襄和上郡,而這兩個地方,恰恰都是鄂爾多斯盆地的核心區(qū)。這除了向我們表明,鄂爾多斯盆地在漢匈抗爭中的重要性而外,而蒙恬所修筑的秦直道,事實上為漢軍最便捷快速地到達前線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也就是漢軍為什么以此地做為集結、出擊的首選地的原因。

經過漢武帝時期近二十年的艱苦征戰(zhàn),漢朝終于在鄂爾多斯到河套至陰山建立了完整的防御體系并北逐匈奴后,變得日益強大起來。因為有了北部安定的環(huán)境,也才有了其后開發(fā)西域、征服西南夷的壯舉,由此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的大一統(tǒng)王朝西漢王朝,漢人的典章制度,漢人的文化成了這里的主流文化。

漢朝人和匈奴人,也就是繼秦統(tǒng)一之后的第二個大一統(tǒng)的中原農耕民族政權,在和與之相抗衡的北部草原民族的代表者匈奴人,在卾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土地上的你來我往,或者說強者來、弱者走的故事,只是發(fā)生在這片土地上的無數故事當中的一段,這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也的確僅只是這片土地上演繹的歷史故事的一幕。其后的歲月里,發(fā)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事情,就像在一個固定的舞臺上不斷上演的戲碼一樣,不變的是舞臺,變了的是劇本和演員,而劇本和演員變換最頻繁的時期,莫過于十六國時期。十六國時期,這一區(qū)域里,事實上成了群雄逐鹿之地。北方諸雄你方唱罷我登場,將這里變成了人間斗獸場。前趙、后趙、前秦、后秦、夏都曾染指這一區(qū)域,并以此為依托與對手爭勝。其中對此區(qū)域影響最大的,先有前秦,后有大夏。

前秦的苻堅,在繼承后趙遺產的基礎上逐步擴張,曾憑借鄂爾多斯盆地及周邊的地理優(yōu)勢,讓前燕這個他曾經的前輩臣服于旗下,乘虎威滅了蕞爾小國仇池,迫使遠在青海的吐谷渾通曲納款,成了雄踞北方的霸主,若不是被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想飲馬長江,兵吞東晉,在與東晉相爭的淝水之戰(zhàn)中馬失前蹄,大有一統(tǒng)天下的氣派。

研究一下前秦繼承的后趙的版圖,我們會發(fā)現,苻堅除了占據了關中的優(yōu)勢之外,實際上擁有了除河西、遼西、遼東之外的整個北方地區(qū),而在這遼闊的北方版圖當中,最重要的是占據了曾經讓匈奴及其后裔劉曜(前趙皇帝)、劉衛(wèi)辰等借以橫行天下的戰(zhàn)略據點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的歸屬問題,事實上決定著在此游弋的草原民族的強弱。苻堅擁有了鄂爾多斯及其周邊地區(qū),不僅讓他雄踞關中有了堅強的保障,實際上也讓他東拓西跨南進有了廣闊的戰(zhàn)略空間。

繼前秦之后,借鄂爾多斯盆地及周邊地區(qū)的優(yōu)勢而稱雄一時且影響較大的,當然要數具有匈奴人血統(tǒng)的劉衛(wèi)辰和他的兒子劉勃勃,這個曾在前秦、后秦的大纛下混日子的部族,其野心比前者們絲毫不差。這個部落和這個姓,已經告訴我們,他們的姓氏來源當然是漢宣帝和元帝時候歸順漢朝而被賜姓劉或者自愿姓劉,這也就是劉衛(wèi)辰的兒子劉勃勃在強大之后改姓赫連的原委所在。

劉衛(wèi)辰被前秦苻堅封為北單于,鎮(zhèn)守代來城(在今陜西榆林)。淝水之戰(zhàn)后,強盛一時的前秦分崩離析,劉衛(wèi)辰所在的代來城也陷入戰(zhàn)亂。

公元391年,劉衛(wèi)辰與新興的北魏政權展開激戰(zhàn),史書記載,劉衛(wèi)辰派遣他的兒子劉直力統(tǒng)率兵卒八九萬人進攻魏的南部地區(qū)。魏王拓跋珪帶兵五六千人迎戰(zhàn)。拓跋珪在鐵岐山以南將劉直力打得大敗。劉直力匹馬逃走。北魏部隊乘勝追擊,從五原金津向南渡過黃河,徑直進入劉衛(wèi)辰的國界。劉衛(wèi)辰部落驚駭異常,頓時大亂。其后,拓跋珪直接抵達劉衛(wèi)辰所居住的悅跋城,劉衛(wèi)辰父子倉惶逃走。拓跋珪分別派遣將領率領輕裝騎兵追擊。將軍伊謂在木根山生擒劉直力,劉衛(wèi)辰則被他自己的部下殺死。十二月,拓跋珪在鹽池駐扎,誅殺劉衛(wèi)辰的家屬親戚以及同事朋友等五千多人,把這些人的尸體全部扔進黃河。從此,黃河以南各部落便全部投降,北魏繳獲三十多萬匹馬,牛羊四百多萬頭。北魏國的經濟財力因此強大充裕起來。

劉衛(wèi)辰被殺死,其家人大都失散,只有年少的第三子劉勃勃逃出生天,在薛干部度過幾年的寄居生活后,率領殘兵敗將投靠后秦的姚興。

史書記載,在北魏攻殺劉衛(wèi)辰部落時逃出生天的劉勃勃出落成一個英俊的青年,身材魁梧,多才善辯,深得姚興的賞識。后秦命劉勃勃鎮(zhèn)守朔方,協(xié)助其岳父莫奕干防御高平(今寧夏固原)。懷有野心的劉勃勃卻不愿安分守己,公元406年,劉勃勃帶著三萬部眾,以到高平打獵為名,襲殺其岳父莫奕干,收服其部眾,共計十萬余人,勢力迅速壯大,遂于次年自稱天王、大單于,在今陜西靖邊一帶建立國號。

劉勃勃漢化程度很高,他根據匈奴人曾為夏后氏后裔的傳說,定國號為“大夏”。大夏國祚雖短,只有25年,極盛之時卻“南阻秦嶺,東戍蒲津,西收秦隴,北蒲于河”,以陜北為中心,占據了包括河套、隴東在內的地盤,劉勃勃還乘后秦衰落之機,揮師南下關中,一舉拿下了長安。但工于心計、心思縝密的劉勃勃并沒有被當下的成績沖昏了頭腦,沒有定都長安,而是采用草原民族本有的機動靈活、消耗削弱對方的辦法,回到了草原上的統(tǒng)萬城,當他的大夏皇帝。史書記載,公元407年,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千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系。高平山川險固,土田肥沃,可以定都?!辈唬骸扒渲湟?,未知其二。吾大業(yè)草創(chuàng),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后,救后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暗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庇谑乔致訋X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資治通鑒. 晉紀三十六》)這段話告訴我們,大夏的立國者劉勃勃,不僅驍勇善戰(zhàn),而且也不乏謀略。成大事者,不能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可為小利而壞大局。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本就是草原民族自身的優(yōu)勢,若能靈活運用,則會事半功倍,這也是草原強者之所以能在與農耕民族的爭斗中能夠占優(yōu)的原因。若棄自己的所長而不顧其短,則會為順其長者所制。其后,后秦姚興在與劉勃勃的對抗中處處被動,落于后手,都在劉勃勃的預判之中,證明了劉勃勃過人的謀略,而雙方爭奪的勝負手,則在于對嶺北的擁有。而劉勃勃心心念念的嶺北,經學者研究,其范圍應該是指隴山以東子午嶺以西關中西北的黃土高原,是卾爾多斯盆地的南部與隴東高原的交接地,而這片區(qū)域也正是鄂爾多斯盆地進入關中的戰(zhàn)略要點所在。而大夏諸將所說的“山川險固,土田肥沃,可以定都”的高平,應該是指今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的固原一帶,它不僅是隴東黃土高原的一部分,也是寧夏平原聯接隴東黃土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由鄂爾多斯南下通過寧夏平原進而威脅關中的重要節(jié)點。因此,史書上記載說,“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間以窺隴東,嶺北得以病。姚興(后秦主)、宇文泰(西魏主)軍于高平,因而規(guī)定關、隴。誠要害之地也。”

得意后的劉勃勃野心膨脹,開始謀劃實現自己的梟雄之路。

首先是開始大興土木。史書記載,當初,劉勃勃帶領部眾進入陜北黃土高原后,看到當地草豐水美,原野上遍布牧草,山頭長滿了喬木,赫連勃勃驚嘆道:“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于是,劉勃勃下令改元,并在今陜西靖邊縣最北端的無定河岸邊營建都城。公元413年,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fā)嶺北夷、夏十萬人筑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tǒng)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tǒng)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筑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于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他自信地表示:“朕方統(tǒng)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tǒng)萬為名。”這座城池,命名為“統(tǒng)萬城”。為了表達其一統(tǒng)天下的宏大志向,劉勃勃還把統(tǒng)萬城的城門的名字分別叫做朝宋(南門,意謂讓南朝的劉宋來朝覲)、服涼(西門,意謂讓涼州西涼、北涼政權臣服)、平朔(北門,意謂平定朔方,也就是歷史上的河套地區(qū))、招魏(東門,意謂招徠北魏)。

其次在血統(tǒng)上做文章?!安灾^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從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系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tǒng)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边@段話告訴我們,劉勃勃自認為他的祖先沿用母姓,姓劉,不合禮法。鑒于古人用姓氏也沒有常規(guī),于是自己改姓“赫連”,意思是說帝王是天的兒子,他的偉大光耀與天相連。那些不是直系親屬的旁支后裔,都用“鐵伐”為姓,意思是說他們鋼強銳利如鐵,都可以攻伐別人。

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是夏后氏的苗裔,用母親家的姓氏為姓氏有辱家族,于是改姓為赫連,意為天之子。

我們所以把他改姓這件事拿出來在這里說,是因為這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匈奴人姓劉,大致說來有兩種情況。一是漢宣帝和元帝時期南匈奴歸順漢朝,為表達自愿臣屬,接受了漢朝皇帝家的姓,并統(tǒng)一被安置在張掖的五屬國里進行管理。另一種情況則是與漢匈和親有關。根據史書記載當中說匈奴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文化習俗,劉勃勃部落或家族,很有可能是和親者的后裔,故尓隨了母親的姓而姓劉了。而漢朝遠嫁匈奴和親的女子,雖非皇帝親生的公主,但也是宗親女子被封為公主而遠嫁。由此說,劉勃勃部落的身份本也不低,能得姓劉,至少也是得自漢朝宗親之姓。也因此,我們說,劉勃勃部落或家族能得姓劉,本該是一種榮耀,并不會辱沒家族。古人對宗姓十分重視,同宗一家親。賜姓的本意,是宗主對被賜姓者豐功偉績或突出表現的旌表或者信任和接納的體現,是賜者向被賜者亦即宗主向歸附者表達誠意的方式,也因此,賜姓或允許冒姓,本來是宗主對歸順者的最高禮遇,是宗主的誠意也是歸附者莫大的榮耀。得賜姓或冒姓者,正常情況下自會與宗主共享榮辱,休戚與共。但看發(fā)生在歷史上的賜姓的事實,我們發(fā)現,賜姓,在更多的時候,往往是賜者和受賜者之間相互需要的政治游戲,實際上在更多的時候就是宗主籠絡歸順者人心的一種方式,儀式感強于實質性的內容,而受賜者們復姓,也往往就是歸順者不再以宗主為意,背叛宗主的一種宣示。劉勃勃的改姓,實際上就是這種歷史事實的表現。歷史上,唐至五代時期賜姓的情況非常常見,但賜歸賜,用歸用,賜姓也和丹書鐵券一樣,歸根結底就是雙方各取所需的權宜之計,從唐代后期藩鎮(zhèn)割據和五代時期朝代頻繁更迭,表明了被賜姓者背叛宗主的情況更加頻繁,也更讓人覺得賜姓或復姓更像是各自利益取舍的政治游戲。

劉勃勃改姓赫連,意謂著他要和漢人血統(tǒng)的徹底切割,借此向世人表達他要恢復其祖先草原強者的榮譽成為強者的野心。

大興土木以及改姓這種自我膨脹的作法,引發(fā)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危機,也為大夏招來了滅國之禍。

其后,強盛一時的大夏國被雄才大略的北魏拓跋燾所滅,赫連勃勃(劉勃勃)曾經的萬丈豪情就此煙消云散。

十六國時期,在鄂爾多斯盆地及周邊你爭我奪過程中最終的強者,當然是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北魏鮮卑氏的故事很長,當他們從遙遠的大興安嶺篳路藍縷,一路征戰(zhàn)到達代北的時候,已經有了開國的氣象,歷史好像已經準備好了為他們開始書寫新的一頁了。有學者研究指出,北魏立國之基,應該是肇始于拓跋什翼犍,而正式稱魏則始于拓跋珪。史書記載,代王拓跋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376年),拓跋什翼犍所建的代國被前秦所滅,苻堅并沒有對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家人趕盡殺絕,他將年幼的拓跋珪安置在拓跋珪的家鄉(xiāng)代北,拓跋珪隨母親賀蘭氏寄居在匈奴獨孤部首領劉庫仁的部落里。北魏登國元年(386年),拓跋珪趁亂復立代國,即位于牛川,后改稱魏王,此時的拓跋珪年僅十五歲。拓跋珪登上王位后,對內勵精圖治,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歷史上也稱拓跋珪改革或道武帝改革,其改革的重點是分內外展開的。對內,改革首先是從改國號遷都開始,皇始三年(398年),拓跋珪確定國號為“魏”,將國都從盛樂城(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縣土城子一帶)遷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即皇帝位。

在這里,需要我們關注的,是鮮卑拓跋氏千里迢迢,為什么最終選擇了要把代北作為自己的棲身之地呢?這當然一方面是時局的逼迫,因為當時的北方草原族并不只有他們一家,而興起于遼東的同是鮮卑的慕容氏似乎比他們更強大也更先引起關注,也比他們更先占據了有利于生存的幽燕及遼東地區(qū),因而鮮卑拓跋氏在他的強鄰的壓迫下不得不選擇環(huán)境更加險惡也只有強者才能生存的地方棲身。而拓跋氏與幕容家的恩怨也就在相互爭奪生存空間的相互擠壓中拉開了帷幕。

代北,顧名思義,就是指代州以北的地區(qū)。代北地區(qū)大體上以陘山為南界,北到陰山,西至黃河,東達太行山。代北地形以山地、丘陵、河谷沖刷的肥沃土壤為主,西北高東南低,交通要道重巒疊嶂,行軍線路險象環(huán)生。代北地區(qū)和河套平原一樣,位于農牧分界線以南,屬于季風區(qū)向非季風區(qū)的過渡地帶,本是游牧民族前出威脅中原文明的尖刀,但在數千年農耕畜牧民族沖突與民族融合的歷程中,戰(zhàn)爭破壞形影相隨。北魏滅了大夏之后,實際上擁有了鄂爾多斯盆地及其以南的區(qū)域。這對北魏而言,意義非同尋常,這意味著代北和鄂爾多斯盆地聯成了一片,而實際上則意味著鄂爾多斯盆地和黃土高原的核心區(qū)都歸入北魏旗下,這不僅為北魏西望河西提供了橋頭堡,實際上也為它西進打開了通道。而事實是,拓跋氏憑借著滅夏后的余威和擁有鄂爾多斯盆地及周邊的優(yōu)勢資源進一步增強了的國力,憑借著地理優(yōu)勢和雄厚的物資基礎,在公元427年一舉滅掉了雄踞河西的北涼沮渠蒙遜,擁有了其統(tǒng)一北方的雄厚實力。由此我們知道,從北魏滅大夏之后到隋統(tǒng)一全國之前,鄂爾多斯盆地是北魏人馳騁疆場的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基地。

北魏,不僅是十六國時期的強者,也是北朝的創(chuàng)立者,北魏對北方地區(qū)百十來年的統(tǒng)治,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隋朝,應北周而興,而北周的版圖則是在繼承了西魏的遺產的基礎上拓展岀來的,而西魏則由北魏脫胎而生。我們考察一下西魏的版圖,就可以發(fā)現,它與鄂爾多斯及其周邊地區(qū)的關系非常密切。東西魏的分界,基本上是以山西境內的黃河為界的,黃河以東為東魏,黃河以西為西魏所有??醋T其驤先生繪制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會發(fā)現,西魏宇文氏立國之地,憑借的就是卾爾多斯盆地和陜北到關中的形勝之地,進而將自己的勢力擴張到河西至西域的廣闊區(qū)域里,而北周則在繼承這份遺產的同時加入了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上說,隋朝的快速統(tǒng)一,在一定程度上說,得益于北周留下的厚實的家底。隨著隋朝的統(tǒng)一,隋朝的典章制度,隋朝的文化開始影響這里人們的生活。

李唐王朝的崛起,并不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結果,更真實的情況,是不能免俗的沿用了楊隋代周的套路。大業(yè)十三年(617年),李淵出任太原留守。同年趁隋末動亂之時起兵于太原,南下攻取長安,擁立隋煬帝之孫楊侑為帝,遙尊煬帝為太上皇,自領大丞相,加封唐王。義寧二年(618年),得知煬帝遇弒后,逼楊侑禪位于己,建立唐朝,年號武德。

考察一下李唐發(fā)家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出任太原留守,是李淵起家有了初始資本。而太原,則是山西境內襟帶山河的核心地帶,又與其西邊的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李唐王朝在與山東其他競爭者逐鹿中原時也還有借助突厥之力的不良記錄,這也就是唐朝初期突厥人力直氣壯飲馬渭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說,卾尓多斯及其周邊地區(qū)實際上是李唐能夠發(fā)家的重要憑藉。而李唐王朝的真正強大,則是從李世民徹底打敗了東突厥之后才開始的,而突厥人的游牧之地,當然也包括了鄂爾多斯盆地,也就是說,李唐王朝的真正強大,也是從擁有了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徹底解除了長安西北方的威脅之后開始的。強盛大唐,將自己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以長安為中心,傳播到了比隋朝時更為廣大的區(qū)域內,鄂爾多斯盆地自然也沐浴在盛唐的陽光下。

唐末,陜北及鄂爾多斯盆地成了黨項人崛起的福地。史書記載,公元881年,黨項人拓跋思恭因率部參與李唐王朝剿滅黃巢起義,中和元年八月,唐僖宗正式授拓跋思恭為夏綏節(jié)度使,爾后,賜夏州,號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這一封賞,意義重大。根據史書記載,定難軍的轄地非同尋常,它應該是在現在的內蒙古、陜西、寧夏交界地帶,其下轄五州,夏州(今內蒙古烏審旗白城子附近)、銀州(陜西榆林南)、綏州(陜西綏德附近)、宥州(陜西靖邊附近)、靜州(陜西米脂附近)。也就是說,從鄂爾多斯盆地到陜北的核心區(qū)都成了拓跋黨項的領地。

自從有了夏綏之地,拓跋家的事業(yè)就開始蒸蒸日上。從中和元年(881)到光啟二年(886)的6年中,先后受命為權知夏綏節(jié)度使、夏綏節(jié)度使、京城西面都統(tǒng)、京城四面都統(tǒng)、權知京兆尹等職,因功得兼太子太傅,封夏國公,賜姓李,死后配享僖宗廟廷。拓拔思恭的最大貢獻,就是使黨項拓拔部躋身于藩鎮(zhèn)之列,建立了事實上的夏州政權。其勢力雖不及關中、河東諸鎮(zhèn),但偏踞一方,為黨項族的發(fā)展和壯大創(chuàng)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而從拓跋思恭得賜姓起,憑借著姓李這塊金子招牌和鄂爾多斯及其周邊這塊風水寶地,拓跋思恭和他的弟弟及子孫們完成了烏雞變鳳凰的蛻變,在唐末其后的藩鎮(zhèn)割據的過程中當然地成了雄霸一方的一份子,也因此成為了五代時期各方勢力眼中的香餑餑而左右逢源,從容游走在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代的朝堂之上,最終在趙匡??立宋時成了趙家的座上賓并由李改姓趙。

北宋初年,黨項人成為北宋對抗大遼捍御北宋西北邊防的依靠和生力軍。隨著宋遼對抗的加劇和北宋實力的削弱,黨項人憑借著這一區(qū)域的位置優(yōu)勢,開始在宋遼之間首鼠兩端,逐漸坐大,最終脫宋獨立,終于在1038年自主立國,國號西夏,成了與宋遼三足鼎立的強者。而趙元昊在立國的同時也復姓李,這個做法,與我們前文提到的劉勃勃改姓赫連如出一轍,但令人覺得奇怪的是趙元昊只是改回到李唐王朝所賜的姓,并沒有完全改回到自家的本姓拓跋氏,這是趙元昊的政治智慧。拓跋黨項從唐末顯世,歷百多年而不衰,自然熟諳國情,深知國姓李的價值。李唐王朝雖然分崩離析,但李唐王朝的余萌還有利用的價值,一則李唐王朝的賜姓的確成色十足,是拓跋家發(fā)家的源頭,再則姓李也可表現出自己對李唐王朝的忠誠,借以消弭黨項人與漢人之間的隔閡。當然,更實惠的,拉大旗做虎皮,借李唐的余蔭收拾人心。而鄂爾多斯盆地和它的西南部寧夏平原及其周邊地區(qū),成了西夏立國的根本所在。

脫宋自立的黨項政權,如果從元昊的先祖拓跋思恭于公元881年被唐朝賜姓為李號李思恭并封為靖難軍節(jié)度使算起,到西夏最終被元朝滅國,黨項人在卾爾多斯盆地及周邊地區(qū)的存在長達346年,也因此,黨項文化或者西夏文化給這片土地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從公元881年唐朝滅亡到公元960年趙匡??建立北宗的八十余年間,史稱五代時期。把五代史拿出來曬一曬,我們會發(fā)現,從李唐王朝滅亡之前到北宋建立之前的這段時間里,借李唐余蔭和鄂爾多斯盆地及周邊地利發(fā)家者,其實不只拓跋思恭一家,而事實上,稱五代之一代者的后唐之主沙陀族人李克用家族,也是借幫助李唐剿滅藩鎮(zhèn)過程中成了真正的尾大不掉的藩鎮(zhèn)并以李唐的繼承者自居的最大藩鎮(zhèn)。李克用家族,可堪稱是拓跋思恭家族的先師或樣板。李克用,出身沙陀豪族,本姓朱耶氏,其父本名赤心,唐懿宗李漼咸通中因助唐平潘勛之亂,“入為金吾上將軍,賜姓李氏,名國昌”。李克用是李國昌的三兒子。李克用的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霸谌咽?,在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于雁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y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執(zhí)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huán)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是時,紅光滿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出生的傳奇,是為了說明其天賦異稟。“武皇(李克用)始言,喜軍中語,齠齔(童年時代)善騎射,與儕類(同輩人)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于空,射之連中,眾皆臣伏?!笔鍤q起隨父從征,“催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李克用本人的這份傳奇與天賦異稟,都被詳細地記錄在《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中。當然,傳奇歸傳奇,異秉歸異秉,我們所關心的是他其后的作為。事實證明,李克用不僅很好地發(fā)揮了他的天賦異稟,以他為首的沙陀人也很好地利用了李唐王朝的余蔭,不僅把賜姓的效果發(fā)揮到極致,而且還從形式上繼承了李唐王朝的名稱及其發(fā)祥地太原,最終在與唐朝叛將朱溫建立的后梁的決斗中勝出??吹貓D我們知道,沙陀人可以憑借的自然不只是李唐王朝的名稱和它的國姓及其發(fā)祥地太原,而作為游牧民族的沙陀應該是充分地利用了太原與卾爾多斯盆地唇齒相依的關系并把它作為自己的牧馬養(yǎng)兵之地加以充分利用,也因此,沙陀人才有了飛馳在北方的雄厚實力。

元朝統(tǒng)一全國的過程中,雄踞于鄂爾多斯、寧夏平原及其周邊地區(qū)、河西走廊的西夏,曾經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為征服西夏,蒙古人曾經服出了沉重的代價,一代天驕不幸殞命于征伐西夏興慶府的過程中。也正其如此,蒙古人在攻下其都城興慶府時毫不手軟地進行了屠城來加以報復。當然,當蒙古人占有這塊土地并讓這片土地一夜成為萬眾矚目的地方的事情,則是元帝國的締造者成吉思汗戰(zhàn)死沙場之后,這里最終成了一代蓋世英雄的長眠之地。鄂爾多斯這個名字源于蒙古語,也即是說,在蒙古人踏上這片土地時才有了這樣的稱呼,而這個稱呼的原意為眾多的官帳。所以這樣叫,我個人推測,也許就是因為成吉思汗長眠于此后聚集了很多族人在此居住、護衛(wèi)才有了眾多的官帳的緣故。而事實上,蒙古人在統(tǒng)一南宋之前,對這里及六盤山左右的地方派重兵苦心經營了許多年。也就是說,從成吉思汗長眠于此地、蒙古人滅西夏之后,蒙古人統(tǒng)一全國的步伐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統(tǒng)一后的元朝,自然也將自己的文化傳印跡留在了這片土地上。

明朝時期,鄂爾多斯盆地及河套地區(qū)成了元朝殘余勢力十分活躍的地方,從明初到嘉靖之前的若干年,元朝殘余勢力和明朝的拉鋸戰(zhàn)始終未曾停歇,從嘉靖年間起,明朝被迫收縮防衛(wèi)于長城以里,事實上放棄了對鄂爾多斯盆地和河套的爭奪,這里也變成了蒙古人自由進出的門戶,也因此這一地區(qū)也成了明朝九邊重鎮(zhèn)的重點防御地區(qū)。邊地文化,如漢朝初年一樣,成了這里最為突出的特色。

明末,卾爾多斯盆地以東的陜北榆林(指明代榆林衛(wèi)的范圍)一帶是農民起義的首倡區(qū)。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卾爾多斯盆地到陜北的廣大區(qū)域,在明朝與元朝殘余勢力的長期對峙中,不僅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凋弊,同時也養(yǎng)成了強悍的民風。在此背景下,一旦朝廷統(tǒng)馭失當,很容易發(fā)生民變。大明王朝后期,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的舉措失當,史書有載,也因此在內憂(農民起義)和外患(遼東后金崛起)的雙重打擊下,明朝的崩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最終壓到大明帝國的最后一根稻草,自然是爆發(fā)于陜北的農民起義。而發(fā)動這場足以推翻明王朝統(tǒng)治的起義的帶頭大哥,則是生于榆林一帶的苗美、高迎祥、王左掛、神一元、神一魁、混天浪、李自成、張獻忠、高一功、李過們。他們所以能成為扭轉乾坤的推手,這當然得益于長期生活在戰(zhàn)爭氛圍濃厚之地熏陶、錘煉的結果。

清朝統(tǒng)一全國之后,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的戰(zhàn)亂紛爭平息了,走西口成了黃土高原和卾爾多斯盆地之間二百多年間經常的話題,而由此也有了晉商崛起的源頭。而我們所說的走西口,實際上從明代中后期就開始了,而當年的走西口,最初只是由陜北、山西、河北一代無地農民或敢于冒險的商人們進入河套、鄂爾多斯一帶墾荒或經商的代名詞。而歷史上的走西口,應該有廣義和狹義的區(qū)別。廣義的走西口,應該是指經由山西、河北沿長城一線的關口而進入河套、蒙古草原并西延到俄羅斯的路線;狹義的走西口,應該是指從山西出殺虎口經北上到今天的包頭、河套、鄂爾多斯廣大地區(qū)的路線。由此,我們知道,不論是廣義的走西口還是狹義的走西口,鄂爾多斯盆地都是重要的途經地或者目的地。也因此,歷史上的走西口,實際上逐漸演變成了不間斷的移民潮,對鄂爾多斯盆地及河套平原的開發(fā)聚集了必要的人力資源。移民文化成了這一時期這一地區(qū)的文化特色。

1935年10月以后,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到達陜北。隨著陜甘寧邊區(qū)的出現,鄂爾多斯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根據現在的研究,陜甘寧邊區(qū)的范圍,有明確的界定。其范圍,轄陜西省延安、延川、延長、清澗、綏德、米脂、葭縣(今佳縣)、吳堡、安定(今子長)、安塞、靖邊、定邊、保安(今志丹)、甘泉、鄜縣(今富縣)、淳化、栒邑(今旬邑),甘肅省寧縣、正寧、慶陽、合水、鎮(zhèn)原、環(huán)縣,寧夏?。ń駥幭幕刈遄灾螀^(qū))鹽池、豫旺(今屬同心)等23個縣以及神(木)府(谷)地區(qū),面積12.9萬余平方千米,人口150萬。根據其所轄范圍,我們知道,陜甘寧邊區(qū),就是指陜西北部、甘肅隴東及寧夏北部組成的一個當時由中國共產黨管轄的區(qū)域,而這個區(qū)域,實際上也就是鄂爾多斯盆地或者陜甘寧盆地除了河套平原之外的核心區(qū)。也就是說,陜甘寧邊區(qū),事實上就是鄂爾多斯盆地或者陜甘寧盆地除河套平原之外的區(qū)域。它的出現,意味著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事實上存在著兩個執(zhí)政理念完全不同的政府。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立都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不僅占據著全國絕大部分的國土,而且沿邊沿海最發(fā)達最富庶的地方盡歸其所有,而陜甘寧邊區(qū)中華蘇維埃政府完全是在四面包圍之中立足,且地處貧瘠窮困的西北內陸,兩者之間的差距可謂有霄壤之別。就是在這樣對比明顯的情況下,偏處西北的紅色政權,最終橫空出世,完成了統(tǒng)一全國(除臺灣省外)的大業(yè)。這無異是奇跡,而奇跡的背后,自然有許多的因素,其中,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原因,而環(huán)境的因素,也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就寫過一篇關于《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雄文,他在文章中主要討論的是,在相對封閉落后的贛南地區(qū)為什么會成為紅色政權的立足之地,其中除了強調政治、經濟、軍事因素之外,指出,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也是非常現實的原因,正是因為封閉、交通不便,經濟落后、多省交界地帶等諸多因素,造成了各種力量在贛南的控制力的相對薄弱,這對新生的政權來說是有利的。而陜甘寧邊區(qū)當時的情景,應該與贛南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考察一下陜甘寧邊區(qū)的四至,我們不難發(fā)現,這塊區(qū)域遠離大城市,或者說遠離區(qū)域政治中心且為多省交接地帶,是國民黨政府實際控制力比較薄弱的地方。在地理環(huán)境上看,東南西北都有可以憑依防御的自然環(huán)境,比如在邊區(qū)的西北方向,橫亙著毛烏素沙漠,再往西則有黃河,由此,我們知道,毛烏素沙漠和黃河,事實上構成了陜甘寧邊區(qū)西北方向的天然防御體系,阻斷了有可能來之西北方的不速之客的襲擾,而陜甘寧邊區(qū)的防務,大可以只專注于東、南兩個方向,大大減輕了邊區(qū)的防務壓力。而在東、南兩個方向上,東面依然有黃河天險可以依憑,而邊區(qū)的防御重點,事實上只有南面一個方向。而陜北及隴東溝壑縱橫的地理環(huán)境為藏兵用兵提供了方便,而易于農耕的遼闊的黃土高原也為紅色政權的自力更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當然,能夠在這塊土地上立足,最重要的當然是有一支千錘百煉而且有堅定政治信仰的軍隊及其領導者。

陜甘寧邊區(qū)的出現,真正開啟了中國社會轉型建設的重大轉折。

20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拉開了鄂爾多斯盆地農耕、游牧和工業(yè)文明建設的大幕。改革開放的春風,化成了滋潤古老盆地的春雨,鄂爾多斯盆地煥發(fā)出新生的蓬勃活力,開啟了鄂爾多斯盆地歷史上的揚眉吐氣(羊產業(yè)、煤炭產業(yè)、稀土工業(yè)、天然氣開發(fā))模式,成為新的歷史時期它在人們面前展現出來的面貌,富裕成了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令人羨慕、嫉妒的新名片。

一地的環(huán)境,養(yǎng)成一地的物產,形成一地的生活方式,一地的生活方式,沉淀成帶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卾爾多斯盆地抑或是陜甘寧盆地,自古以來就是疾風過草原,佇馬望長安的形勝之地,是強者縱橫的戰(zhàn)場,在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南來北往、東西交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有記載以來出現的河套人,到與周朝相抗衡鬼方、獫狁,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戎、翟及其義渠國,再到與秦、漢對峙的匈奴到十六國時期的羯、氐、羌、鮮卑及其后的柔然、突厥、沙陀、黨項、蒙古人,都曾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表現了自己的個性,在各自展示自己魅力的同時也交融形成了有別于他地的強悍的民風民俗,形成了獨特的地緣文化,最終融入了中華文明的長河里。從歷史到現實,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會讓我們感受到不一樣的氣象。這一切,告訴我們,不論我們怎么想,怎么看,鄂爾多斯高原亦或盆地及其周邊地區(qū),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充滿活力也讓我們想起來就熱血賁張的地方。它的神韻在于,有波浪不驚的壯闊與遼遠,也有回腸蕩氣的歷史,低調時任憑風雨漫草原,激昂時可以揚鞭躍馬望長安。

責任編輯:陳文

來源: 蘭州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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